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自大卫·休 谟（David Hume）的货币数量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早期货币理论，直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货币主义，延伸至最近的《现代货币理论》，货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推动着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波浪式创新。

金融机构支持绿色供应链的积极性普遍不高、能力不足。引导投资机构通过加强与高碳企业的沟通、减少相关资产配置等方式，倒逼高碳核心企业推动自身及整个供应链减排。

第三，财税金融等激励约束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普遍重视政府绿色采购，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优先采购经过环境认证的产品或实行强制采购政策，将绿色产品作为政府采购的首选。欧盟碳交易市场有效推动了核心企业供应链脱碳，拟议实施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可能推动有关行业的供应链脱碳进一步提速。很多减排项目建设周期长、贷款风险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业银行的积极性。即核心企业未明确提出供应链脱碳，但通过自身示范，引导上下游企业脱碳。

二是基于碳账户的管理。例如，国内某龙头电器公司，定期对上下游企业进行考核，根据评分结果采用不同的产品采购、定价、结算策略。二是房地产市场风险，特别表现在个别负债过高的大型房地产企业。

有关金融监管干部队伍建设问题虽属老生常谈，却是第一次写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近年来，针对部分违规资本系及个别问题银行的处置过程，充分体现出危机处置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作用。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一体推进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可见金融反腐与防控风险紧密相关。近年来，金融行业成为反腐的重点领域之一，根据公开资料的不完全统计，自党的十九大以来，至少有超过百名金融机构的高管及监管部门负责人受到调查或被批捕，涉及银行、券商、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其中不乏退休多年的老干部。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21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同时，除上述生前遗嘱计划外，更应该强调风险监测预警的重要性，力争将风险防患于未然。

三、研究制定化解风险的政策，完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会议要求，化解风险要有充足资源，研究制定化解风险的政策，要广泛配合，完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三是部分中小银行风险，尤其是受疫情和外部环境的冲击。例如，2019年重点关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债务置换工作，强调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底线。（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秘书长） 进入专题： 重大风险 金融改革 。

2020年针对疫情冲击提出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并再次强调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针对这一问题，金融改革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明确监管当局在危机处置中的权限和程序，突出强调建立危机处置的完备预案，同时授予监管当局在危机状态下便宜行事权力。同时，要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能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事实上，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针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风险处置机制建设。

中纪委网站日前刊发评论文章，也指出金融腐败存量还未清底，增量仍有发生，而且呈现出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涉案金额高、窝案串案多、危害性大、外溢性强等特点。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压实地方、金融监管、行业主管等各方责任，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任。

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点在防控金融风险，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特别是个别地方的隐性债务高企。

同时，会议提出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压实地方、金融监管、行业主管等各方责任，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任。其中统筹协调是关键，统筹主要是解决监管机构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监管的问题，而协调则是解决监管者现有的分工和合作问题，以及现有金融交叉领域如何去监管的问题。针对以上系统性风险隐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要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十六字方针有效防控风险。12月8日至10日，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次贷危机中，各国对问题金融机构的救助极为不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对危机进程和严重性的误判，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金融监管当局缺乏危机处置的手段与能力。一、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抓好风险处置工作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避免出现监管真空、监管失控等问题。下一步，要针对部分高风险问题银行、个别高负债房企和部分高债务压力的地方政府采取精准识别，认真研究制定化解和缓释风险的政策措施和具体处置预案，通过系统化、科学化分析，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风险处置机制。

这一现象反映了既有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缺陷，即在总体上，当前的体系是建立在常态监管理念之上，对小概率极端事件的重视与准备不足。党的十九大以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是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必然提及的重要内容。

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的积累，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其相适应的金融结构也相应演变。

在有了一定的经营成果后，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市。现有银行系统存在两大问题：第一是资金价格。比如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其中一部分突破重围，走向了品牌、产品研发设计或是市场渠道管理的高附加值产业阶段。主要指公司的布局、资产状况等硬信息和公司的经营状况、企业家才能等软信息。

大型追赶型企业通常已有相当长的经营年限，积累了一定的资产，其创新所需的资金就可向大银行借贷。总的来讲，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并非缺乏某种特定的金融安排，而是现有的结构未能适应实体经济的结构。

如果已经上市，还可以通过股票市场。同样的，传统的服务业的规模经济小，服务范围也有限，其技术创新一般是指现有和新生技术在新服务场景的应用。

因此，金融改革一方面可以从完善现有制度入手，强化监管也好，优化运行也好，都可以进一步提升其运作效率与水平。银行改革迫在眉睫 如今的互联网生态利用大数据优势，能够满足一部分有在线交易数据、信息可查的中小型制造业、服务业的金融需求。

在国内一些产品、技术位于国际最前沿的产业，例如家电和现代通讯行业等，此类企业的经营状况通常较好，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做研发，自主进行基础科研和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如果经营状况良好、信息透明，公司债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这种框架下，有些企业很容易从金融市场上获取廉价资金，从而得到政府的支持与补贴，这种因果链条很容易滋生腐败，而且，资金拥有者（银行的存款者、股市的投资者）就无法得到合理的回报，这也会带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包括企业的大小和所需资金等。

但是依然有相当大一部分的中小企业，由于缺少网络交易痕迹，即使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也很难满足它们的金融需求。相对的，小型追赶型企业通常不具有大公司的以上优势，可以另辟蹊径，运用供应链金融、扶持配套产业来满足需求。

而我国有金融服务需求的农户以及微型、中小型企业却远远超过美国。根据比较优势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这样生产成本会最低，企业有自生能力，如果政府能够提供配套的、合适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比较优势就会变成竞争优势，经济发展会好，政府有财力来解决地区、城乡发展的协调，企业有能力采用绿色技术，经济会开放，并且，会创造众多的就业机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将得以实现。

制造业企业，尤其是装备制造领域的企业，其技术发展与创新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从外部引进并消化吸收，例如从国外购买设备或在国外设立研发中心。况且于前者而言，新技术能否被市场所接受又是另一重不可忽视的风险。